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篳路藍縷啟山林
——我所認識的呂蒙同志
終生為中國的美術事業(yè)辛勤耕耘的老版畫家、原上海市美術家協(xié)會副主席、上海畫院院長、中國美術家協(xié)會第三屆常務理事呂蒙同志，于1996年8月15日，在與疾病苦苦抗爭達16年之久之際，靜靜地永遠閉上了眼睛。這期間上海美術館正在籌備呂蒙作品展，作品大都是他患半身癱瘓以后以頑強的意志用左手創(chuàng)作的中國畫。畫展準備在8月22日開幕，畫家的夫人、著名作曲家黃準同志本來要用輪椅推著他去參加開幕式。在長年與病魔的斗爭中，這對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侶，就曾以一把輪椅代步，共同走過多少名山大川，九閃出國訪問和舉辦畫展。但是，這一次老畫家卻未能親臨畫展去領略一下開幕的盛況，在凌晨的病榻上，悄然地告別了我們。這種從不驚擾別人，把一切艱難和疾苦留給自己，正是呂蒙一貫的風格，直到81歲最后的時刻，都是如此！
一、從革命硝煙中走來，在戰(zhàn)火捕滅時創(chuàng)業(yè)
“篳路藍樓，以啟山林”。
用這句古代名言來評價呂蒙為美術事業(yè)而奮斗的一生，是再適合不過了。在他的革命生涯事，常常于重要歷史關頭，為了革命的需要，義無反顧地去披荊斬棘，開辟新徑；或是率領集體去戰(zhàn)勝困難，艱苦創(chuàng)業(yè)。
呂蒙是中國新興版畫史中的第一代版畫家，早在30年代初期，他在廣州參加了由李樺先生發(fā)起組織的“現(xiàn)代版畫研究會”，這期間與魯迅先生建立了聯(lián)系。1936年在上海參加了由沈鈞儒先生領導的“上海文藝界救亡協(xié)會”，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193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不久，化裝進入皖南抗日根據地，在建立不久的新四軍政治部任宣傳科長，在極其險惡的戰(zhàn)爭環(huán)境里，以美術為武器，進行抗日宣傳活動。那時的印刷技術主要是油印，后來好容易搞到一塊石印的石版，他就靠這塊石版，辦起了《抗敵》畫報，由他兼任主編，實際上編輯部連他只有兩人，他們就是這樣白手起家，自編、自畫，還要自描石版，并幫助工人印刷。于是一份單張四開的“宣傳群眾、動員群眾”為目標的、新四軍最早的一份畫報誕生了。后來，因工作需要，他離開了《抗敵》畫報，又去從事美術教育工作，辦文藝刊物，運用種種方式方法，積極培養(yǎng)人材，為革命隊伍輸送了一批批藝術力量。
我和呂蒙同志相識，始于解放戰(zhàn)爭期間的華東軍區(qū)政治部所屬的《華東畫報》社，當時來自新四軍和山東八路軍的一批美術、攝影工作者匯集一起，組成了一個團結緊密而富有朝氣的集體。呂蒙當時任畫報副主編，他和其他兩位負責人龍實（主編，建國后曾任四川美院院長）、魯巖（副主編，建國后曾任福建省出版局長）都是三十歲歲剛出頭，在我們這些二十剛出頭的年輕人看來，他們已是非常老練的領導者了。這個領導核心全心全意地為工農兵服務，為革命的美術事業(yè)不惜犧牲一切的思想作風，給我以后在文藝工作道路上的成長以重大影響。
隨著華東戰(zhàn)場的勝利變化，我們這個革命集體于1949年春隨部隊從山東南下，不久到了解放后的上海�！度A東畫報》社編入了上海軍管會文藝處，呂蒙被任命為畫報社社長，主持籌備畫報在上海的出版工作。同時還擔任軍管會文藝處美術室的領導職務。這時的上海剛剛經過戰(zhàn)火的洗禮，百廢待興，社會還極不安定。我們這個來自部隊的文化單位，離開了華東軍區(qū)政治部，要自立門戶，不僅要盡快在上海立穩(wěn)腳跟，而且還要爭取畫報以嶄新的面貌早日出版，迎接新中國的誕生。任務是如此緊迫，環(huán)境又如此陌生。面臨五光十色、紛紜莫測的這個大城市，對我們這些穿著軍裝的文化兵來說，實在是一場新的考驗！呂蒙這個當家人，在這種形勢面前，支陽從容不迫地率領大家去艱苦創(chuàng)業(yè)。他是一位善于團結同志、依靠集體的領導人，遇事總先和大家商量，聽取意見后再做出決定。他又是特別嚴于律己、以身作則的帶頭人。軍管會分配了一所在江蘇路的三層樓房給我們，既做辦公用，又做宿舍。這所樓房原是敵產，適合做宿舍的房間的甚少，房主逃跑時匆解放后丟下了一應俱全的沙發(fā)等家具。呂蒙在分配住房時，把一些像樣的房間分給別的同志，有的做了集體宿舍，偏偏為自己選了三層樓上一間最狹小的西向的房間。這原本是房主傭人的居室，室內只能放一張單人床和一張兩屜小桌，夏天向西的小窗戶射進的太陽一曬，使這個名副其實的斗室悶熱異常。按說他在我們當中革命資歷最久、年齡最大，工作擔子又重，如果住得稍微好一些，誰也不會有意見，但他卻一定要堅持這種克已奉公的作風。
《華東畫報》社剛在上海落腳，呂蒙就率領大家積極開展業(yè)務。他一方面組絹我們到工廠和農村采訪，與廣大工農群眾廣交朋友，一方面又和上海的美術界、攝影界人士建立聯(lián)系，把毛主席的文藝思想帶到上海來，把密切聯(lián)系群眾的作風帶到上海來，把畫報辦成真正為群眾喜聞樂見的刊物，這是呂蒙一再強調的工作準則。畫報社剛進上海時，解放軍警衛(wèi)部隊曾派戰(zhàn)士在門口站崗。安全是安全了，氣派也有了，但文化界人士和群眾卻把畫報社看成一所“衙門”，等于無形之中與群眾之間隔了一堵墻。呂蒙見此情景，十分著急，便很快找上級要求撤掉崗哨，以便更好地聯(lián)系群眾。
經過緊張的一段籌備，新版《華東畫報》在新中國宣告成立后很快出版。它以攝影、連環(huán)畫、通俗文藝等形式和密切聯(lián)系現(xiàn)實生活的內容，受到社會廣泛歡迎，對占領文化陣地起了重大作用。
呂蒙的父母住在杭州，自1938年他投奔新四軍，與父母分別已十余年�，F(xiàn)在杭州也已解放，滬杭之間路途又近，他怎能不盼望早日回去探望一下雙親。但是由于工作責任心使他一再拖延探親日期。直到1949年底我出差浙江探訪他托我?guī)弦环饧倚牛瑖谖耶斆嫦蚶先苏f明情況，請老人釋念。熟悉呂蒙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很富于人情味的人，絕不是缺乏孝心。他在托我?guī)艜r，也一再吐露出他思念父母急于相見的心情。但從他一再推遲探親的行動上，又使我深深感到這是一位多么值得崇敬的公而忘私的人。
二、在困境中開拓前進，為革命出書育人
《華東畫報》社于1951年并入華東人民出版社，為該社之美術部，呂蒙任副社長，分工主管美術部。這時的美術部已擴充為《華東畫報》、《工農畫報》、連環(huán)畫等三個編輯部門。我被任為《華東畫報》編輯部的負責人，在呂蒙的直接領導下具體掌管《華東畫報》全面編輯業(yè)務。當時我只有24歲，深感自己既沒有經驗，業(yè)務又生疏，不免有些膽怯，便向呂蒙吐露了心情。呂蒙聽了后，一再鼓勵我說：“革命的需要，就要鼓足勇氣干，業(yè)務不熟悉就在干中學嘛，咱們一塊干一塊學，出了問題，有我承擔責任，不要怕！”他一面說著，一面用熱情期待的目光望著我，充滿了信任和鼓舞。這目光，這力量，至今還使我難以忘懷。呂蒙說到做到，在此后的工作中，從方針政策到具體編輯業(yè)務都不厭其煩地對我加以指導，使我樹立起信心，較快地對業(yè)務熟悉起來。
1952年，在這個美術部的基礎上建立了華東人民美術出版社（后改為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），呂蒙任社長。于是，他又是日夜操勞，使這個出版社——成立就具備了比較堅實的基礎，編輯機構除《華東畫報》、《工農畫報》、連環(huán)畫冊外，還有圖片畫冊等編輯部門，人員擴充近百人，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的編輯和畫家。
華東人民美術出版社在呂蒙的領導下，十分注意樹立艱苦創(chuàng)業(yè)的社風，當時出版社沒有禮堂和食堂，便在院子里用茅草搭起一個棚子，既做禮堂，也當食堂。冬天在里邊開會，常把鋼筆凍得寫不成字，而這個“草棚禮堂”一直用了四年多，才建了新的禮堂。
出版社規(guī)模擴大了，出版范圍廣了，但呂蒙一直重視出版的方向問題，他一再強調越是規(guī)模大了，人員多了，越要重視出版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，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方針。上海是連環(huán)畫的大本營，從解放以前就集中了一大批連環(huán)畫編創(chuàng)和出版力量。呂蒙十分重視連環(huán)畫所長才提高的問題，他經常以魯迅先生倡導連環(huán)畫的言語和思想，激發(fā)我們加強這一工作�！度A東畫報》在解放區(qū)就把刊載連環(huán)畫當做重要藝術形式之一。到上海后，在呂蒙的主持下，先后又發(fā)表和出版了一些連環(huán)畫，如黎冰鴻的《圈套》、趙宏本的《海上風暴》、江有生的《秧歌大王李秀蘭》，由我寫詩，趙延年繪的《勞動英雄張富貴》、黎魯編繪的反映工人生活的《金娣》、程十發(fā)、十浩繪的《老孫歸社》等，這些作品以深入表現(xiàn)革命的現(xiàn)實生活和新穎的藝術形式，給上海連環(huán)畫界帶來一股新鮮空氣，對推動連環(huán)畫在建國之初的革新，起了一定的先導作用。
呂蒙還十分注意把出書與育人結合起來，把學習理論和總結實際工作經驗結合起來。呂蒙、沈柔堅（當時任副總編輯）還經常給干部講課，組織經驗交流會。干部隊伍的水平較快地提高起來，還陸續(xù)向各地輸送了一些業(yè)務骨干，為新中國的美術出版事業(yè)做出了貢獻。
三、崢嶸歲月創(chuàng)杰作，藝術光彩留藝苑
一直忙于行政領導和組織工作的呂蒙，很少有時間從事美術創(chuàng)作。作為一位老版畫家，在他創(chuàng)作生涯事留下來的代表作品，還是在抗日戰(zhàn)爭中，由他和莫樸、程亞君三人合作的木刻連環(huán)畫《鐵佛寺》。這套根據真實事跡編創(chuàng)的作品，共110幅，篇幅如此之長，思想性和藝術性之突出，都是很少見的。作品是在1942年到1943年的反掃蕩的空隙中，深入群眾，邊創(chuàng)作邊打游擊的情況下完成于淮南解放區(qū)。作品內容是通過一個叫鐵佛寺的農村清除暗藏敵人的斗爭，教育根據地軍民擦亮眼睛，打擊暗藏的敵人。三位畫家在深入群眾體驗生活后，編出了腳本，便在一家農民的小屋里，日以繼夜地進行刻作。據呂蒙的回憶文章介紹：“當時戰(zhàn)爭的環(huán)境十分艱苦而險惡，不久就遇敵寇掃蕩，各人分散打游擊，只得將所刻作品（木板）包裝好埋在地下”。敵人的掃蕩被粉碎后，他們所刻的作品中有多幅木板因為濕氣所蝕，翹了起來，不得以“按下心頭怒火，重新創(chuàng)作�！钡揭院髷橙擞职l(fā)動大掃蕩，部隊化整為零，三個人分散開了，還有十分之二的作品只好由呂蒙單獨完成。于是呂蒙便與敵人搶時間，一天以5至6幅的速度完成了整個創(chuàng)作任務，因而手指都磨出了老繭。從這些回憶中，我們深深地感到老一輩革命文藝工作者懷有多么強烈的責任感。也正因為如此，這部作品并未因創(chuàng)作時間緊迫而影響質量，反而有著濃郁的生活氣息，洗練的構圖，粗獷的刀法，生動而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和富于時代特點的故事情節(jié)，使這部杰出的作品為中國的版畫和連環(huán)畫藝術史留下了一部不朽的作品，也留下了一份值得后人繼承和發(fā)揚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。
《鐵佛寺》木刻連環(huán)畫在新中國成立后，先是在上�！度A東畫報》社由呂蒙整理選用了60幅出版了單行本。1982年我在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期間，組織了一套《連環(huán)畫藝術研究叢書》，將《鐵佛寺》（60幅本）列入其中。我將此事告訴呂蒙，請他支持并寫文章。他本來對重新出版此書抱著十分謙虛的態(tài)度認為作品質量不高，可以不再重新出版。經我一再說服，才表同贊同，并寫了一篇文章，詳細地介紹了在戰(zhàn)爭環(huán)境中的創(chuàng)作經過和體會，還以親身的實踐論述了魯迅提倡連環(huán)畫的重要意義：“在敵后，在黨的領導下，我們早就在探討藝術大眾化的問題。想到魯迅先生提倡的到連環(huán)畫是一個很好的形式”。他在總結經驗中特別強調說：“在木刻的風格上，我們決定尊重農民的欣賞習慣”，“西洋畫中群眾所能接受的一些藝術表現(xiàn)手法也適當吸收，務求其寫實而又接近于中國氣派”。他同時還詳細地介紹了集體創(chuàng)作如何發(fā)揮各自所長，融匯成一體，以及在群眾中體驗生活的收獲。這篇由他帶病完成的文章，今天看來仍然不失其珍貴的指導意義。
四、為護新綠叢起，何惜遍體傷痍
我曾為一棵長滿傷痍的老松題了一首贊詩：“只因盤根大地，千年永葆生機；為護新綠叢起，何惜遍體傷痍”。在回憶呂蒙的事跡中，我忽然聯(lián)想到：這同不正是呂蒙的風格嗎？
1953年初，由于大區(qū)撤銷，《華東畫報》�？�，我調到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專門從事連環(huán)畫工作。至今我還記得與呂蒙分手之前，他一再叮嚀：“到了北京有什么困難需要幫忙，盡管提出，這里是你的娘家�。 笔堑�，“娘家”的親情，在離別之后，越顯得那樣的寶貴，而這個“娘家”更主要是有呂蒙這樣的當家人��！
在我長期從事連環(huán)畫的工作中，特別是在遇到重大困難之時，常常得到上海的老戰(zhàn)友和同仁們的熱情幫助，這是與呂蒙這位老領導的關懷分不開的。1953年初人民美術出版社建立連環(huán)畫冊編輯室，當時的任務就是多出、快出好書，以占領青少年的思想陣地。我作為這個部門的負責人，深感責任之重大，同時也覺得自己的經驗還很不足，新建的編輯室人手又少，一時困難重重。于是，也就把上海當作依靠的“娘家”而不斷求援了�，F(xiàn)在回顧50年代北京“人美版”的連環(huán)畫，有不少就是出自上海畫家的手筆。50年代初，我們首先在北京畫家中組織了《水滸》長篇連環(huán)畫庫，不久又確定了《岳傳》長篇畫庫的編繪出版任務。這部共15集的畫庫，工程量也十分繁重，再在北京找畫家十分困難，只有到上海找“娘家人”了。于是我便帶著編輯來到上海，先是得到呂蒙的大力支持，然后又在黎魯、趙宏本等同志的幫助下，由黎魯負責的新美術出版社中組成一支強大的創(chuàng)作隊伍，使這套畫庫順利完成，以其“上海畫派”的風格，受到幾代讀者的歡迎。那時候的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遼寧等幾家主要出版連環(huán)畫的出版社，每年都舉行一次工作聯(lián)系會議，交流選題，避免選題重復和爭奪作者，互通有無，把出版好書、占領思想陣地當做至高無上的共同目標，現(xiàn)在那種令人氣憤的“地方保護主義”，在當時很少出現(xiàn)。呂蒙當時做為上海市美術界和美術出版社的領導人，經常親自參加聯(lián)系會議，他的助人為樂、赤誠坦蕩的思想作風，對樹立美術出版社界的良好作風，可說是起了極大的作用。
在50年代后期，“左”的思想急劇抬頭。呂蒙這樣心胸坦蕩而又剛直不阿的性格，在反右傾整風運動中，遭到極不公正的對待，受到降職降級處分，在精神上遭到重大打擊。但是，身處逆境的呂蒙總是從大局出發(fā)，堅守黨的紀律而忍辱負重。在“文革”的風暴中，他在“造反派”的沖擊下，始終信守黨的原則，竭力保護老戰(zhàn)友。當時我也身受沖擊，“造反派”多次到上海搜集我的“罪證”，責令呂蒙交待。但從呂蒙那里拿到的都不是什么揭發(fā)，而是實事求是的“鑒定”。這樣的“頑固態(tài)度”，必然要遭受到更大的打擊。在那樣的歲月中，對一位剛直不阿、披肝瀝膽于革命事業(yè)的抗日老戰(zhàn)士，要忍受多么不可名狀的精神壓抑和痛苦！
粉碎“四人幫”后，呂蒙以64歲高齡復出擔任了上海畫院院長。十年浩劫后，百廢待興，他仍然一如既往、精神抖擻地奔走于工作崗位。不料正在他出差途中，突患腦血栓中風，經搶救，好容易能勉強行動，但右側肢體致殘，一直不得恢復。這樣的突發(fā)重病，與他的長期超負荷勞累，特別是遭受精神上的摧殘，是不無關系的。但是，病后的呂蒙，卻堅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，與病魔進行了頑強的斗爭，重新走上了以藝術為人民服務的新途徑。
本來呂蒙在美術創(chuàng)作上就有著深厚的修養(yǎng)和不凡的才能。除他在戰(zhàn)火紛飛的年代與別人合作的《鐵佛寺》外，還有他在1962年忙里偷閑創(chuàng)作的套色版畫《菊花》。《菊花》以意趣新穎的裝飾美和所表現(xiàn)的盎然生機，引起國內外觀眾的好評，為中國美術館收藏。這對他來說，僅是“偶而露崢嶸”而已。在長期“為他人做嫁衣”和“甘為人梯”的日子里，他沒有時間和精力去發(fā)揮自己的藝術創(chuàng)作才能。而在這次支撐著半側癱瘓的身軀站了起來之后，再沒工作辛累了，使久久蘊藏的藝術才能得以淋漓盡致的發(fā)揮出來。從他這些以左手畫出的彩墨畫中，我們又可以看到呂蒙的性格：奔放的構思，熱烈的色彩，豪邁的氣勢，粗獷而渾厚的筆墨，奇幻而壯麗的意境，使我們感受到老畫家對生活、對時代、對祖國所寄與的深厚的情感。通過這些作品，我們還看到畫家既不局限于中國畫的傳統(tǒng)，又未囿于版畫的一般模式，而是一種大膽的突破和探求，這也正是呂蒙一貫固有的勇于追求、敢于創(chuàng)新的精神。
五、在革命最后一班崗，癡心不改，堅貞如故
晚年的呂蒙在最后的一班崗上，以至后來與病魔苦苦抗爭之中，還不忘對同志們的支持和關懷。1979年8月，在我主管的《連環(huán)畫報》上刊登了一篇有力地揭露“四人幫”罪行的連環(huán)畫《楓》，在社會上引發(fā)了一場激烈的爭論。由于當時“左”的思想影響，本期畫報被上級勒令停售，我和編輯部一時受到極大壓力。呂蒙這時剛出任上海畫院院長，在敏忙中給我寄來一封長信，執(zhí)行者央而出，仗義執(zhí)言：“《楓》這部作品是對現(xiàn)代迷信的控訴！作者、編繪者真實地（從內容到形象）反映了當時的歷史，是一大功勞！”“‘四人幫’可以斷章取義、抓住一篇作品的片言只語就定作品——甚至作者的死刑。這種流毒至今沒有肅清！……你們的座談會開得好，有教育，有啟發(fā)！民主只有在斗爭中才能發(fā)展。除了個別同志的某些發(fā)言外，其他同志的發(fā)言都是很正確的，代表了群眾的呼聲和水平。我舉雙手贊成！”不久，《連環(huán)畫報》在社會廣泛的支持下恢復了發(fā)行，而呂蒙卻在寫此信后不久，便患了中風，左手寫字如他所說：“像倉頡造字一樣困難”，但還多次寫信給我，詢問畫報的情況，并對我進行鼓勵。這是一些多么不平常的信件�。〗裉煸倏纯催@些凝聚著革命情誼、在手臂抖動下吃力地寫下的字跡，多次使我忍不住流下了淚水……
中國連環(huán)畫出版社這個中國唯一的連環(huán)畫專業(yè)出版社，于1985年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宣告成立，作為這個社的創(chuàng)建者，我始終不能忘記在當時給予無私援助、鼎力支持的革命前輩們和戰(zhàn)友們。那是在一無人力二無財力、連辦公場所都沒“立錐之地”的情況下建立的一個出版陣地，它的情況正像戰(zhàn)爭年代在既無糧草又無彈藥而需要沖鋒向前一樣。困難之中見真情，這時戰(zhàn)友的支援，就更感到無比的珍貴！呂蒙從一開始就鮮明地表示要大力支援而且對上海連環(huán)畫界的同志們，一有機會他就號召大家來支援這個新生的出版單位。為了贏得社會對我們社和連環(huán)畫事業(yè)的理解和支持，我率領部分同志于1989提3月去上海舉辦了中國連環(huán)畫出版社首屆原作展。為辦此展，呂蒙和上海同行們竭盡全力地給予了幫助。不料開幕那天，天氣突變，大雨滂沱，久久不停。我想這樣的壞天氣，呂蒙恐怕不會來了。在美術館展廳門前，正當我焦灼等待時，呂蒙卻在黃準的攙扶下從一輛汽車里走出來。我突然感到一股熱流涌向心頭，急忙迎上去，這時雨水已打濕了他的上衣。我緊緊握住他那雙不能伸開的雙臂，感動得不知說什么才好。而呂蒙卻興奮異常地說：“下雨，我也一定要來看看你們的成就，看看大家�！痹谡箯d里，他拖著一條不靈便的腿，一面仔細地看展品，一面聽我們介紹作者，不時發(fā)出欣慰爽朗的笑聲，使我深深感到這位飽受病魔摧殘的老領導，如此熱情洋溢，正是他一貫支持新生事物，重視連環(huán)畫事業(yè)的具體表現(xiàn)啊！
1993年秋，我因工作到上海，又去探望他。這時他病情已重，不再能行動了，但思維仍敏銳如常。當我挨坐他身邊時，他緊緊握住我的手，似有千言萬語要傾訴而又力不從心，不禁悲憤難抑地嘆息著，一陣激動，眼圈紅了起來。我強忍著痛楚之心勸慰他。黃準同志也幫我勸他，同時告訴我：“近來呂蒙見到老同志，就容易動感情。”呂蒙在我們的勸慰之下，平靜了下來，話題轉入了戰(zhàn)爭年代和剛進入上海時的往事，他漸漸面露欣慰的笑容。但隨著話題的展開，他的聲音又沉郁起來：“維樸啊，當時上海解放，我們打進來，國民黨跑了，他們大失敗、大撤退了，我們現(xiàn)在如果不堅持革命傳統(tǒng)，任腐敗之風蔓延發(fā)展下去，脫離了人民群眾，也可能出現(xiàn)大失敗、大撤退的危險�。∶飨皇嵌啻胃嬲]過嗎？”
他一字一句地說得那么真切，那么深沉，使我立即感到：還是這樣一個對黨無私赤誠的呂蒙�。n國憂民一如往常，這些沉甸甸的語言像是對我的叮囑，又像對后來人的期待和勉勵，在我們促膝長談中，他的目光總流露著對同志和對生活的無限眷戀之情。直到我和他合影留念，起身告別，都是如此。想不到，這次聚首，竟是我們的永別！
……
回首我和呂蒙在革命隊伍中結識，半個世紀以來，以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，到分離兩地而又密切聯(lián)系，給我以大力支持，都使我深深感到這是一位對我的革命生涯有著重大影響的良師益友，我作為一個在革命隊伍中成長起來的人，在回顧自己的人生歷程時，總是感激黨對自己的培養(yǎng)。而在黨的培養(yǎng)之中，又總有一些對自己的一生起著具體的，甚至是在關鍵時刻起著關鍵作用的領導人和戰(zhàn)友。在和這樣的同志相處之中，于當時當?shù)�，也許還不會感受至深，但當久別之后，歷經歲月的考驗，尤其到了古稀之年，巡視自己走過的漫長人生旅途，也就會有更多、更深的感悟。當呂蒙——與我半個世紀心心相印的老領導與世長辭后，使我突然感到我又失去了一位多么難得的好領導，好同志！他那鞠躬盡瘁的精神，赤誠坦蕩的人品，豪爽熱情的性格，鍥而不舍的作風，還有顧全大局、忍辱負重的黨性修養(yǎng)，……這些感人的事跡和他那親切的形象，都更加清晰、頻繁地出現(xiàn)在我的記憶之中，引發(fā)起我難以排解的悲痛！我不敢相信他已永遠離去，他好像還與我們在促膝長談，給我以啟示，以鼓勵，啟發(fā)我以深思，以警覺。是啊、在新的歷史時期，我們的革命事業(yè)取得了多么巨大的勝利，但是，另一方面，我們又看到種種腐敗之風在惡性滋長蔓延，文化隊伍中身為“靈魂工程師”而出賣靈魂者大有人在，戕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泛濫于一時……這些現(xiàn)象都意味著我們的文化藝術隊伍面臨著多么嚴峻的考驗！我們懷念文藝前輩的豐功偉績和他的崇高的品格，而我們這些活著的人，又應該如何堅守崗位，如何學習和弘揚他們的精神呢？如何告慰他們安息于九泉之下呢？
是人老以至感情更加脆弱了，還是對年輕時的友誼更多悲惜之情？當我抑制著悲痛陸陸續(xù)續(xù)邊憶邊寫這篇緬懷文章時，常常不得不停筆拭淚，甚至失聲痛哭，一位平凡而又偉大的革命前輩和戰(zhàn)友永遠離我而去了，但愿我這篇片片斷斷的緬懷之言，不僅能激勵自己和我的戰(zhàn)友們，化悲痛為力量，也能使后來者知道前人為了革命事業(yè)，是如何披荊斬棘，奉獻出一生，從而領會：繼承和發(fā)揚這些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具有多么重要的意義！
文：姜維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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